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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5年12月26日最初发布于Ding Says 老丁说 (www.dingsays.com)。亦发布于2015年12月31日 豆瓣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7714221/）。
这博客从建起来就更新了一次。今天到后台一看发现居然有了几位订阅者，诚惶诚恐。趁着假期还算闲，随便写点东西。
前两天听许知远的单读介绍了一本书，《梦醒子（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一位年轻汉学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刘大鹏的近代山西人。奇妙的是，这个生活在百年之前的人的对他所在的时代的不适，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共鸣。
这位刘大鹏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甚至没有做出过什么在近代史上值得一提的事情，这一点或许从书的副标题（“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就能看出。刘大鹏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位“乡居者”。他“中过举人，但三次考进士均告失败，之后就一直在太原近郊的家中，除偶尔参与县议会及经商、耕田，一辈子只是在家写作，但直到1942年去世，他的任何作品均从未出版。”，自始至终只能算是“历史过程的边缘人物” 。他之所以为历史学家们所注意到，只是因为他坚持记了几十年的日记，而这些日记成了一个独特的史料集。与过去那些仅仅从这些日记中采摘史料的史学家不同，沈艾娣的书把刘大鹏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挖掘了他日记中所反映的个人思想和生活，这才让我们得以看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这位旧式儒生在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时的纠结历程。
刘大鹏生活在中国近代，一个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迅速崩塌瓦解、各种新生事物涌入、然而却还没有确立一个新的定型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时代。在他生命的八十多年，西方国家的入侵、清末的改革、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每一件都在重塑中国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所生长的这二十多年与刘大鹏所生活的时代并无二致。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切定型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体系似乎都可以被挑战；二十一世纪后，互联网和特大城市的发展，也瓦解和重立了许多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所确立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
在这样的时代本身并不能断言是好是坏。然而对于抱着对旧有价值观的执念的人们而言，生在这种时代或许注定会伴随着痛苦。刘大鹏和我一样，生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山西小县城。他自小背诵四书五经、程朱理学，被灌输了一套完整的儒家价值观。知道他中举后第一次去京城，才发现这个世界所遵循的早已不是他书中所学的那一套规则，“发现自己一脚踩空”了。我生来也有些迂腐，从小浸泡在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和书本中所传递的那一套价值观中。不过我（和很多与我性格相似的同龄人）比刘大鹏“幸运”一些的是，在这个信息畅通的时代，我们能在价值观固化之前或主动或被动地去接触和接受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和新规则。大概正因为如此，当我随父母搬到上海、这个封闭的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时，不像刘大鹏那般慌张，而仅仅是有一些可控的不适感。
刘大鹏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程的亲历者。在那之前的一千多年里，“读书、应试、功名、入仕”是中国的普通人家出人头地的“正途”，刘大鹏的前半生也对此笃信不移。1894年，年近不惑的刘大鹏终于中举。就如同我们所熟知的范进中举，欣喜若狂的他挨家挨户地拜访家乡父老，自信自己已经步入了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然而三次会试，刘大鹏都是沮丧地名落孙山。真正让刘大鹏理想崩溃的，是在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刘大鹏在诏书发布的42天后，听到了这个对他打击深重的消息。这不只是使他再无机会通过读书加入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更是摧毁了一个儒生的世界观，让他感到茫然无措。后来的刘大鹏，教过书，与人经营过煤矿，耕过田，终其一生也没能再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仰前进一步。
我们的时代又是何其相似。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短暂的二十余年的时间窗口中，普通中国人又一次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在这个社会的上升阶梯。在这段时间里，无数农村子弟通过考大学得以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并在大城市落户，无数普通人家的孩子也通过教育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恰巧就生在这个并不长的二十多年之中。在我们的小时候，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是一个所有人都坚信正确的“正途”。然而就像刘大鹏一样，在我们在这条“正途”上奋力前进时，这条路已经开始褪去它的荣耀的金色。升入清华大概也算是我最后一次通过读书获得这个社会还所认可的“成功”。清华园的年轻人们在突然意识到这个社会所尊重的早已不是知识和学历后的那种迷茫和不安，像极了中举后再无机会考取进士的刘大鹏。
带来纠结的，不止是对人生正途的迷茫，还有内心中对于自身的定位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沈艾娣写道，“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他虽然穷困，却一直有着身为“士人”的骄傲。对这种处境的描述似乎可以直接套用在如今不少名校毕业生身上。我在清华的四年，常有一种身处这个国家的中心的错觉。每天都有政要和名人来到这个园子，这里发生的大小是非都会不经意地登上媒体的首页。似乎明天，这里的学生就都会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未来。然而，毕业之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生活上只能回归普通人，为房子、车子、柴米油盐而烦扰，与这个国家的命运再没有多大的瓜葛。然而在内心中，我们时常还是与刘大鹏一样，视自己为这个社会的精英，时时操心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刘大鹏所以体验的那眼界和现实的不平衡的尴尬处境，我们也感同身受。
还有一点让我有所共鸣的，是刘大鹏所处的新旧时代的伦理道德及社会秩序的变化带来的冲击。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方面，是他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中的异性关系的剧烈变化的不适应。刘大鹏第一次去京城赶考时，看到男男女女的游客在庙会里一起游玩，感到十分震惊、断言北京“要遭天谴”。 让我想起自己在初中时看到马路边那些打闹、牵手的男女学生时的心里的厌恶感；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于如今人们所调侃的“FFF团”的愤怒，它更多地是我因为被灌输了上一个时代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古旧思维而产生的不适。如今看来那时自己的反应跟刘大鹏第一次进京时的想法大抵是一样可笑。不过，虽然我在不断迫使自己去接受、迎合、装作适应新的规范，但还是没有跟上这个社会对于男女关系的宽容度的增加速度，于是这种不适在我整个中学和甚至大学里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如影随形。这种不适并不难以解释。 这一两百年来，无论东西方，社会伦理道德的演进方向都是在解除那些禁锢人类本性的规范；然而，人的天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那么美好的，伦理的存在意义就是去扼制这部分的天性。解除对天性的禁锢，就相当于把过去认为的不美好（“无耻”）的行为，重新解释为“天性的释放”，这在刘大鹏和我这样在过去价值观体系中沉浸过深的人看来终是有些难以接受。不过，不情愿归不情愿，再顽固的个人终了也要被历史的车轮所碾压，也要学会接受这个新的时代的新“规矩”。刘大鹏在日记中曾经强烈批评过女校雇用男教员，然而当这逐渐成为常态，甚至他的儿子也在女子师范学校当了老师时，刘大鹏也只是默然接受现实。
不愿拥抱新时代的刘大鹏虽然没能影响历史的进程，却终究在历史中留下了他的印记，这或多或少还是因为他的执拗——因为他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大三去英国交换的时候，我也开始写日记，如今有三年整了。最初记这些，只是有一天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不想让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掉。回头看来，都是很傻很幼稚的流水账，没有什么文采，也不像刘大鹏那样把它作为每日反省的工具。一度想就这么把这些记录当成一份个人回忆、一个永久的秘密，待我离开这个世界后也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看到刘大鹏的日记，突然觉得或许我写下的这些废话或许还有一些意义。谁又知道，百年之后，会不会又有一代和我一样的新时代中的受难者。
丁霄哲
2015年12月26日
于美国 帕萨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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